“然后呢？”

  “然后我就去钓鱼。”

  我一脸疑惑，他继续说：

  “你明白，黑斯廷斯，一个经验丰富的钓鱼者很清楚用什么样的假蝇喂什么样的鱼。我要给他对的鱼饵。”

  “然后呢？”

  “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和那个傲慢的、没完没了地说：‘哦，是吗？’的克罗姆一样糟糕。好吧，然后他会吞饵上钩，我们就转轮收线……”

  “与此同时，四面八方都有人在死。”

  “三个人。每个星期，怎么讲——大约有一百二十个人死于交通事故。”

  “完全不是一码事。”

  “对死者而言可能没多少差别。但对其他人来说，亲戚、朋友什么的，是的，确实不是一码事，但这个案子里至少有一件事令我欣喜。”

  “务必让我们听听有什么事能令你如此欣喜。”

  “挖苦我也没有用。令我欣喜的是，无辜者不会因为内疚而悲痛。”

  “这不是更糟糕吗？”

  “不，不，绝对不是！没有什么比生活在一个怀疑的氛围里更糟糕的了——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你，心中的爱变成了恐惧——没有什么比怀疑亲近的人更糟糕了。这种怀疑是有毒的——是一种瘴气。不，没有对无辜者生命的毒害，我们不会将此归咎于abc。”

  “你很快就会给那个家伙找借口了！”我愤愤地说。

  “为什么不呢？他可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合理的。最后我们可能会同情他的观点。”

  “真的吗，波洛！”

  “哎呀！我吓着你了。先是我的惰性——然后是我的观点。”

  我摇摇头，没有作答。

  过了一两分钟后，波洛说：“不过，我有一个可以让你高兴的计划——因为这个计划是积极的，不是消极的。而且，需要大量的谈话，几乎不用思考。”

  我不太喜欢他的口气。

  “什么计划？”我谨慎地问。

  “把受害人的朋友、亲戚和仆人们知道的所有情况都榨出来。”

  “这么说，你怀疑他们有所隐瞒？”

  “他们并非故意要隐瞒什么。但是你知道，说出一切往往意味着选择。如果我对你说，把你昨天做过的事跟我复述一遍，你可能会回答：‘我九点钟起床，九点半吃早餐，我吃的是鸡蛋和培根，喝了咖啡，又去了俱乐部，等等。’你的回答里不会包括：‘我把指甲弄断了，不得不剪掉它。打电话定购剃须水。我不小心把咖啡洒在桌布上了。我把帽子刷了，并把它戴上。’没有人会说出一切。因此，必须作出选择。面对谋杀案时，人们会选择自认为重要的东西。但他们的想法往往是错误的！”

  “怎么才能获得正确的东西呢？”

  “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，仅仅通过谈话就行。通过聊天！通过谈论某个事件，某个人，或某一天，反复地讨论，额外的细节肯定会浮出水面。”

  “什么样的细节？”

  “当然是我以前不知道或者不想去发现的细节。但过了这么长时间，普通的事物也会重新呈现出价值。三起谋杀案中没有一个事实或一句话与案件有关，这一点违背所有的数学规律。琐碎的事件和琐碎的话语中肯定存在一条线索！我承认，这就好比大海里捞针——但大海里确实有针，我对此深信不疑！”

  我觉得这个想法太模糊不清、云山雾罩了。

  “你还不明白？你还不如一个女仆机智。”

  他扔给我一封信，笔迹工工整整，是用一种倾斜的公立小学学生的字体写的。

  亲爱的先生，

  希望你能原谅我冒昧给你写信。自从可怜的姨妈遇害后，又发生了两起可怕的类似的谋杀案，这之后我想了很多。看来，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。我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姑娘的照片，我是说，那个姑娘是那个在贝克斯希尔被杀的姑娘的姐姐。我斗胆给她写了一封信，告诉她我要来伦敦谋职，问她我能否为她或者她母亲做事，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，两个脑袋总要强过一个脑袋，我不要太多的工资，我只是想查出那个恶魔是谁，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知道的情况都说出来，也许会对调查有利，没准儿还能查出真相。

  那个姑娘很友好，给我回了信，她告诉我她在办公室工作，住在旅社里。不过，她建议我写信给你，她还说，她也一直在思考类似的问题。她说，我们遇到了同样的困难，应该团结一致。所以，我就写信给你了，告诉你我要来伦敦，这是我的地址。

  希望我没有打扰你。

  玛丽·德劳尔

  敬上

  “玛丽·德劳尔，”波洛说，“是个非常聪明的姑娘。”

  他拿起另一封信。

  “读读这封吧。”

  这封短信是富兰克林·克拉克写来的，他说他要到伦敦来，如果没什么不方便的话，他会在第二天拜访波洛。

  “不要绝望，我的朋友，”波洛说，“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。”